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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贤亮 拓荒者和弄潮儿(人物)

编辑: 日期:2014-9-30 11:27:21

 

        张贤亮
  1936年生于南京,祖籍江苏盱眙,中国新时期以来的重要作家之一,代表作有《灵与肉》《土牢情话》《绿化树》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等,作品被译成30多种文字,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。
  上世纪90年代,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,获得巨大成功,《牧马人》《红高粱》《东邪西毒》《大话西游》等电影就拍摄于此。
  他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拓荒者,他是上世纪90年代最早一批下海的弄潮儿。他的个性像他的作品一样大胆直率,甚至让人惊讶得目瞪口呆。他就是张贤亮。
  9月27日下午两点,这位78岁的著名作家在银川去世。同一天,宁夏电影集团与上海电视台签约,将联合投资拍摄由他无偿献出版权的40集电视剧《灵与肉》。
  文学与电影,构筑了这位当代作家创作的一生。
  文学,人生命运的拐点
  张贤亮这个名字,似乎一直与争议相伴。但不可否认,在新时期文学和电影史上,这个名字占据着重要的位置。
  文学,是张贤亮几次命运转折的拐点。1957年,他因为一首诗《大风歌》被打成右派,后来又“升级”成了“反革命分子”。这顶“帽子”,一戴就是22年。而摘帽,靠的也是文学。
  1979年,文学刊物《宁夏文艺》还是双月刊,可就在那一整年的6期刊物上,接连发表了张贤亮的4篇小说,篇篇都引起反响:《吉普赛人》《邢老汉和狗的故事》……当他的第三篇小说发表时,宁夏主持宣传工作的一位老干部发现了他,经过调查后,张贤亮终于得以平反。他的创作从此一发不可收,几年间写下了《灵与肉》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《绿化树》《习惯死亡》《我的菩提树》等代表作。
  从发表作品到今天,张贤亮所创造的多个“第一次”,都饱受争议。他曾说: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,第一个写饥饿的,第一个写城市改造的,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,第一个写劳改队的……这话虽然显得不甚谦虚准确,倒也反映出他在文学上最大的贡献——写作内容方面的突破。事实上,上世纪80年代的那一批作家都如同拓荒者,一只手捂住尚未愈合的伤口,一只手在新时期文学的荒原上播种。
  不过,内容突破还是其次,在很多人看来,张贤亮的作品,更是因为对苦难的“真实呈现”而打动人心。“他的作品反映了时代、国家和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,却并不灰暗,小说中肯定了人性的善良,正是这种善良,给了人活下去的勇气。”与他同一时代的作家王蒙如是评价。
  那是一个文学的“黄金时代”。刚刚从历史伤痛中走出来的人们,迫切需要倾诉、需要宣泄、需要呐喊,文学成为最好的途径。不仅是作家和文学爱好者,在那个年代,即使是普通大众,对文学都非常关注。
  “如果有人读我的作品,对那段历史有所认识,那我将非常高兴。因为这正是作家的使命。”张贤亮曾这样说。
  影城,“出卖荒凉”的立体文学
  有悖于传统文人的做法,张贤亮很少掩饰对“功名”的追求,就如从不讳言那些“第一次”为他带来的荣耀。但最令他感到自豪的“第一次”,是上世纪80年代举荐导演张军钊到银川镇北堡拍摄了电影《一个和八个》,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古堡。
  “一片荒凉,两座废墟”,满股羊粪味。镇北堡,本是明清时代的边防戍塞。1961年,正在劳改的张贤亮偶然发现了这座古堡。别人眼里破烂不堪的大羊圈,张贤亮却“从中感受到一股不屈不挠的、发自黄土地深处的顽强生命力”。如今的镇北堡已成为国家5A级景区——镇北堡西部影城。出银川火车站25公里、出银川河东机场48公里,到宁夏的游客,第一站往往选择这里。
  1993年,张贤亮拿出自己78万元版税,选址镇北堡,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,后来,他被人们称为“文人中最会经商的人”。
  “带着一帮泥腿子玩文化”,张贤亮专注于影视城,“如果说,我创作的小说是‘平面文学’,西部影城就是我创作的‘立体文学’。”在他看来,自己并未远离文学,而让影视城能成功地化腐朽为神奇,也是文学的力量。
  在后半生,张贤亮的精力大多放在了这个“立体文学”上。据说,镇北堡影视城的布局与很多细节,都是他一手打造。以《绿化树》女主人公马樱花命名的茶楼,就是他自己设计的,花纹是他趴在地上去画,竹子是他亲自安排移栽摆放。
  在这座影视基地,他第一次提出“出卖荒凉”的理念,在电影圈内,镇北堡成功地成了“苍凉”的代名词。对于新时期电影,尤其是第五代导演的电影,镇北堡默默地做着见证。在这里拍摄的第一部电影《一个和八个》,被公认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;而被认为是第五代最后一部作品的《红高粱》,也是在这里诞生。还有《黄河谣》《边走边唱》《红河谷》《东邪西毒》《大话西游》《新龙门客栈》……有人认为,它见证了“华语电影的黄金20年”,正如影视城大门内的石碑上的标语:“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”。
  “他创办的华夏西部影视城,对于中国电影有着标志性的意义。”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表示。
  离开,让人难过、让人难忘
  搞文字、做生意,无论干哪行,张贤亮不变的,是积极的生活态度。朋友眼里,他是个性情中人,直率而要强。
  在戴着“帽子”、背负“成分”的时代,张贤亮去劳改队,把日常生活用品和书籍都带去了,别的书都被没收了,唯有《资本论》允许被留下。“其实这本书是临走时硬塞进去的,因为很厚,可以当枕头。”张贤亮曾如此调侃。熟读《资本论》,张贤亮不仅为巨著中闪现的文采所打动,更重要的是,他有了走下去、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。
  在平反之后,由于长时间的压抑,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,什么都想干,还曾宣布想办一份报纸。那种跃跃欲试的状态,在当时的作家中挺少见。王蒙与张贤亮都曾担任政协委员,在王蒙的回忆中,张贤亮对参政议政特别积极:“有时,按照会议安排没有他发言,他就马上叫嚷说有话要讲,一定要发言。在这个年龄的人中,很少有人会这么做吧?我并不介意,倒觉得他可爱。”
  因为这份直率,他也惹过不少麻烦,王蒙还曾经帮他解决。用作家梁晓声的话来说:“他的心性里,还有大儿童的那一面。”而他的另一个老朋友、作家从维熙则认为,张贤亮的个性里,“极为真实的一面显得有点任性”。
  而他的要强也是非同一般。刚得知他患肺癌的时候,王蒙打电话过去问候。谁料到,他并不像一般病人那样“悲情”,反跟老友辩论起来,说“得肺癌跟抽烟根本没关系”——因为王蒙此前常劝他少抽烟。“他就是这样不服输。他的离开,让人难过,让人难忘。”
  72岁时,张贤亮在接受采访时说:“我到90岁时方自由,才能说些不可告人的话。到那个时候,我把什么都告诉你。”他究竟有哪些话藏在心底?如今,这已成为他留给我们的遗憾。